圆桌|追溯良渚、红山文化等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时间:2021-07-19  点击次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良渚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暨公众分享会”近日在浙江良渚召开。研讨会涉及中国文明起源的红山模式、黄土高原龙山时期的聚落与文明要素、陶寺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中的位置等主题发言。与会学者还围绕“黄河流域早期文明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等议题举行沙龙研讨。

  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蒋卫东在致辞中谈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早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并由此揭开了连绵不断,兼收并蓄,内涵丰富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序幕,良渚遗址对于中华文明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全人类共同保护和传承的宝贵财富。今年是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为了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宝贵价值的认知,推动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传播,此次举办公众分享会,对推广传播良渚遗址的遗产价值,追溯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构筑中华文明的标识体系,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红山文化延续了1500年之久,可以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大约从5500年起以女神庙为标志,开启了其文明的帷幕,并由于其独特的文明化背景和途径,形成了在中国文明起源史上独具特色的红山模式。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在中国北方就形成了三个大的族群集团,他们分别以绳纹、之字纹和素面陶器为特征。红山文明即是中国北方三个最重要的文化集团,或称族群集团,共同融合创造的结果,其从最初平行的,由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维系的文化共同体,最终演变成为高于血缘族群的不同谱系族群居民组成的、由大家共同认可的宗教体系维系的政治共同体,这是解读红山社会已经进入文明的最重要的证据。另外,红山文明是通过垄断宗教权力的途径,即“绝地天通”,来实现世俗统治的一种由宗教等级体现的超越血缘族群之上的公共权力,是区别于黄河、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在祀与戎”的重要特征。鉴于以上认识,张老师将红山文化的文明化进程称为红山模式,以体现红山文化文明化的特性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这件白玉猪龙是辽宁省博物馆从辽宁建平县征集的,它猪首蛇身,肥头大耳,嘴巴前突,獠牙外露,身体卷曲如环,是红山先民创造的抽象化神灵。

  在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中间区域有一个“西高地”,东部到太行山,西部到六盘山,北边到阴山,南边到秦岭,包括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面积是5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个大致的特征,即文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在这个区域内有基于定居农耕生业形态所需要的有效的面状生存空间,区域里面的水系密度以及必要的地势落差,非常适合居住,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村子的分布构成了稳定的系统,支撑了稳定城的聚落。大规模聚落与人口基数支撑下的区域力量及都邑也开始出现。此外,各地区文明向西高地强势化的聚合成就了龙山时代黄土高原都邑文明,可以视为早期区域国家的初步形成。

  陶寺文化的物质文明特征,基本上奠定了后来中国文明的主脉“农业文明”基因,“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成为中国物质文明当中最核心的思想精髓;自力更生成为中国物质文明发展最基本的宗旨。陶寺文化的精神文明,也奠定了后来中国精神文明的主旋律,一方面继承优秀传统,进行集成;另一方面注重兼收并蓄先进的思想观念与科学技术,进行创新,不断促进中国精神文明的迭代,生生不息。陶寺文化在都城制度、官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等诸方面的集成与创新,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中国文明当中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

  彩绘陶壶 新石器时代 高24厘米,腹径13厘米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二里头遗址由徐旭生先生在1959年调查“夏墟”过程中发现,遗址位于洛阳盆地,地理环境优越,交通纵横,文献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政治活动中心区域。接下来赵海涛老师详细介绍了二里头都邑的重要成果: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与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宫城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和祭祀区、香港论坛一句解特诗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兵器、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聚落、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距今3800年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一个核心引领者,他对商周文明、对周边文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位置和发展水平看,二里头是目前探索夏文化最重要的对象、最关键的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也是向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起点和标尺。二里头吸收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也是在自身有比较好的基础,比如说西边的铸铜技术,包括小麦,绵羊,包括东边的礼制层面的,包括陶礼器等等,还有青铜刀有草原的风格,还有乐器等等都是吸收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再加上自身的创造脱颖而出的建立发达的王朝国家。

  良渚文化玉器图像的核心主题是神鸟驮神兽,巫师(应该也是统治者)在萨满状态下与神鸟沟通结合,成为“人面神鸟”,获得托负神兽的能力。良渚文化玉器图像系统里各种或繁、或简、或变体的图像,依据此都可以得到较合理的解释。通过对良渚文化之前的高庙、河姆渡、凌家滩和崧泽诸文化及之后的龙山和后石家河文化的相关图像进行讨论,可追寻其演变之迹,探讨其深刻内涵。良渚文化无疑“熔合”了红山和凌家滩社会的政治实践成果,创立了更加系统化的宗教信仰体系。因此,神鸟驮负神兽主题被以空前繁缛又规范的形式表达在精致的玉器和象牙器等高等级物品上,人面神鸟和兽面的组合成为“神徽”,在整个良渚文化区广大的范围内发挥宣示统治者的宗教权力的作用。良渚社会的统治者以此完成了对与神鸟转化和维护天极的能力的独占,成为其创建达到早期国家程度的政治组织的有力依托。

  最后,对以上“神人兽面”图像的解读也提示我们,良渚早期国家解体后,并非如同一个误入过分崇尚宗教迷途的失败者黯然退出“最初的中国”的文明化进程,而是对各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启动早期王朝形成程序的强劲动力。

  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的总体特征,“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那么良渚文明又是什么模式呢?其消亡还是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呢?解体之后对中华文明后续的发展作出哪些贡献?回顾考古学前辈的学术研究,发现关注良渚文明模式,除了要关注强制性公共权力反映的大型的工程和刻划符号之外,需要更多深层次的思考。良渚文明是玉器文明,玉礼制是良渚文明的基本模式,良渚文明的模式是一种以成组玉礼器体现权力和信仰的礼制系统,其玉礼制文明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首先是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其次有比较成熟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后续良渚文明解体的原因除了环境变迁之外,经济基础的崩溃也是原因之一。良渚对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物质层面的贡献是玉器。良渚玉器不仅开创“藏礼于器”的传统,也为中华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史前时期长江中游文明模式变迁—以石家河为例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启示长江中游“滚雪球”式的文明演进模式是后来中原为主导的王朝文明演进模式的前奏和缩影,在这一过程中,与周边文化的交流碰撞是推动社会进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生产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以及专业分工带来的阶层分化,长江中游每一次社会的进步都与技术的革新相关,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一个重要因素。礼制的构建在社会变革的关键阶段起着关键的作用。